其背后的问题也在于保障基本住房需要的与经济适用住房相匹配的廉租住房准入标准是否过低问题。

[19]行政绩效评价是行政自制的诱导机制和动力源泉，对于行政免疫能力的提高、行政生态的优化以及行政管理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保障作用。为此，整个公务员群体具有主动规范、控制和矫正错误行为的良好动机，并且，多数公务员属于知识型、专业性人才，倾向于按既定规则办事，排斥缺乏规律的行为方式，这也与行政自制相互内在契合。

例如，针对行政立法权，可以建立专家咨询、公开听证、备案审查、立法后评估等监督制度。行政权的自我控制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具有挑战意义，我们能够从行政权的自我控制理论中揭示行政法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30年来，不间断的政府机构改革尝试，就是行政组织寻求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发展、自觉为人民服务的最好例证。[9]参见关保英：《论行政权的自我控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15]自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了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强力推进以简政放权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组织具有相对恒定的目标和功能，并具有非人格化的形式理性与工具理性优势，行政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追求稳定、实现均衡和不断自我改进的能力。由于重大行政决策错误可能产生重大负面效应，所以对行政决策的过程监督与合法性控制，必须采用比一般行政执法行为更高的合法化评价标准。(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一，它是行政强制的立法行为。参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51页。(14)换言之，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相比更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更能够在社会过程中产生最大的敏感。沿着这个逻辑推论，某一行政强制的设定必须以与这一行政强制有关的行政违法行为为前提，这样我们便可以说如果某一个行政管理领域不存在足以导致运用行政强制的违法行为，那么在这个领域就不需要设定行政强制。

有些是执法过程中的一种手段，例如代执行和执行罚，有些则是行政执法机关紧急处理权的一种，例如绝大多数行政强制措施就是在紧急情况下由行政机关采用的。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 进入专题： 行政强制设定 。

②由于这些法案与行政系统的职权行使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行政法案形成的实践中往往先由行政系统提供相应的行政法文件的动议甚至草案，再由立法机关使这些法案正式化，这样便在一个行政法文件的形成中有了两个主体，一个是提供行政法草案的主体，它常常是行政系统，另一个是制定行政法文件的主体，它常常是立法机关。这两个制度尤其是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制度是行政强制设定中的最为基本的制度，该制度究竟如何构型，以及如何在行政强制设定中进行运作，都是值得探讨的，但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尚没有关于这个制度的系统研究，①基于此，本文拟对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及其制度构型作一初步研究。该条的精神是非常明晰的，它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中必须遵循比例原则，(20)就是说如果能够运用最轻的手段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绝不能够运用最重的手段。但不争的事实是，在目前情况下行政系统所享有的强制权力仍然较多，而且其强度也相对较大。

专家论证和专家咨询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已经被广泛运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专家论证还停留在散兵游勇的形态上，即是说，某一行政立法若受到公众质疑了才有可能进入专家论证之中，反之，某一行政法典在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之前往往很难进入专家论证环节。进一步讲，当行政主体对立法机关就所设定的行政强制说明理由时最终必须体现在立法的实际效果上。(21)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55页。属于立法范畴的，行政也当然不能介入。

我们知道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有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力，这个权力的当然性也使人们认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也是其职权的当然运用，既然是职权的当然运用，因此其就不一定受规则的强烈限制，然而行政强制法却改变了传统的关于行政强制的理念，就是将它由行为向规则进行拓展，使行政强制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在于无论行政强制措施也罢，还是行政强制执行也罢，都必须有严格的规则进行约束，都是对规则的一种当然的转化。行政强制在长期的行政法实践中具有非常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表现是行政强制措施和手段的不确定性，另一个表现是行政强制和措施运用的随意性。

当行政机关在行政法案中提出设定行政强制时，其一方面要有能够提出这个动议的权力，就是有权向立法机关提出设定这一行政强制的动议，这个动议的提出是它应有的权能，反过来说强制设定动议的提出是有主体资格限制的，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在行政法中，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行政许可，甚至是行政强制，他们最终都应当归结到对行政管理秩序的建构上。

(三)作为行政强制处置有效性的理由 行政执法中行政强制手段运用的不可或缺性是一个范畴的问题，这个范畴的问题决定于其他行政手段的运用难以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三是行政强制的事实与能够支持行政强制的法律之间的因果关系。包括这一行政强制的具体形态、实施的主体和对象等。(18)四则，所设定的行政强制与行政管理秩序的关系。笔者注意到行政强制法对这个问题作了正本清源，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11)《行政强制法》第34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

其体现了正当程序、立法技术性、行政理性化和强制权力节制的价值。其一，体现正当程序的价值。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由上述三个原则切入，笔者试对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实施作出下列制度上的构建。

二是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上列诟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由目前行政权运作的机制而生成的，例如行政机关通过造法执法而使其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化。

行政强制法第14条在设立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制度时没有明确规定说明理由行为的立法后果，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有可能导致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立法机关接受了行政法草案有关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理由和说明行为，在选择接受的情况下行政强制草案形成者的意志就得到了体现。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这个属性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出行政程序法典，因此也没有在行政法制度中确立行政利害关系人制度，我们认为可以在行政强制设定制度中尝试性地建立利害关系人制度，通过这个制度让行政主体将某一行政强制所能够影响的当事人的诉求予以征集，并使所征集的意见能够制约所设定的行政强制它曾被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曾在孩提时被父母告知碘盐要起锅才放，不然碘就挥发了，没用了，也曾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时，被告知多吃碘盐，甲状腺就不会吸收带有放射性的碘元素。

[26]参见竺王玉、刘晓光等：舟山群岛居民碘营养状况及甲状腺癌现患调查，《卫生研究》2012年第1期。这样的评估组组成至少会引发下列问题：其一，绝大部分专家来自于卫生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的政策偏好很容易传达给评估组。

实践中，卫生部先后确定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作为评估技术机构。（二）评估内在的不确定性与政策、偏好影响的空间 风险评估可能超越其法定权限与能力范围，不适当地介入政策议题。

结合其他一些文献可以解释这种担忧的来源：方新曾提出，在科学服务于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曾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质疑与批评，一方面，有些人批评决策者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去获取高质量的科学建议，或者有意识将政治与科学混为一谈。联系方式: Mobile:13810133005;Email:zhaopeng_1981@126.com. 来源：《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 进入专题： 风险评估 。

在尚未评估风险之前即得出结论，这一论证逻辑本身就显示出极强的倾向性。这说明，科学界自身也对专家的作用保持怀疑。因此，风险评估应当做到忠实于科学，避免个人偏好、政策考虑对评估的不当干扰，确保价值中立。与此同时，社会对补碘过量的担忧未获平复，且有加剧的趋势，碘盐导致甲状腺病症甚至癌症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28]卫生部门的官员与专家不得不多次出面澄清。

[76]参见王晓，见前注53。协助拟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督促检查标准制定、修订项目执行情况等职能。

调查选取的高碘地区事实上从1996年起就全部投放碘盐，且这个地区发现的甲状腺癌都1994年以后发生的,不得不考虑全民食盐加碘是是这个地区甲状腺癌高发的附加因素。[50]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页20——21。

[25]同上注，页32——33页。其三，能确保个案的评估按照相对统一的方案进行，既防止反复无常，又能控制评估的质量。